(1) 鴉片戰爭:民主下的不平等條約

中國在明末清初時已開始與西方國家有長期和固定的通商活動,但在十九世紀初期,與西方國家的商業活動只限於廣州的港口,而當時的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透過其所屬的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人作買賣. 外國人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受到許多限制,包括作買賣的對象(只能與政府指定的十三個商家通商,簡稱十三行),行動上的自由(不能隨意到處走動),文化上的交流(例如學習彼此的語言)等. 英政府曾多次透過不同的方法擴大在中國通商的自由度和權利,但都無功而退. 中國在這時候仍是相當閉關自守,但不難發現廣州與英國在長年累月的接觸下已存在許多文化上的交流,包括對彼此的接納和排彻.

在這期間,滿清政府雖設下種種通商限制和禁止入口鴉片,但從乾隆年間,即十八世紀中葉,英商仍透過與腐官和奸商的合作把越來越多的鴉片賣到中國. 到道光年代通過廣州流入中國的鴉片已達到每年三萬箱,即使乾隆嘉慶道光政府的多年努力都無法成功的停止鴉片在中國販賣. 到十九世紀吸吃鴉片已深入社會每個階層,特別是在主要的大城市. 鴉片不但製造了許多社會問題,大量金錢外流也是使到清政府十分頭痛的問題. 道光終派兩湖總督林則徐到廣東與英商交涉,以強硬手段迫使英人交出鴉片和知難而退. 其後英國出軍佔據定海和封鎖廣州海港,並要求定立新的通商條約,割據香港和賠償損失. 道光遷怒於林,續派琦善與英交涉. 琦多處讓步,但因明白英的要求過於朝廷可以接受,因此透過拖延法來與英討價還價. 英因而大怒,出軍取下沙角,後往北進攻,造成相當大的破壞. 英軍快要攻到南京時,清政府終無可奈何的向英低頭,無條件的接受了英政府的要求,簽下不平等的<南京條約>. 此為中國與英國的第一場戰爭,後稱<鴉片戰爭>.

在這條約下香港在1842年成為英殖民地及更多港口被迫向外開放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英商從此可通過這些港口城市在中國通商,包括買賣鴉片. 除此以外中國還須賠償英國二千一百萬兩以補償其在鴉片和軍事上的損失,這使到廣州人民背負更重的稅餉. 英在佔據香港後即把香港定為自由港,出入口商品一概免稅,作貿易買賣也會受到英政府的保護. 期時香港島人口雖不多於六千人,期後的發展卻大大削弱了廣州已疲弱的經濟. 在南京條約之後美國和法國對中國提出同樣通商條件. 為防美法與英聯合對抗中國,滿清政府毅然再簽下不平等通商條約.

咸豐續位後英法聯合要求清政府開放長江流域擴大通商範圍,清政府拒其所求,英法藉著種種藉口再向中國發動戰爭,廣州再次首當其衝落在英國手中長達三年多,期間英軍把一向抗英的廣東總督巡撫俘虜到印度. 這三年間戰事此起彼落,清政府多次出爾反爾,咸豐更逃離京城把爛攤子交給其弟處理. 其間清廷雖曾在大沽口大敗英法艦隊,但最終因清政府正全力對抗太平天國, 而英軍已攻下天津並兵臨北京,清廷唯有與英法談和並再簽下不平等條約. 此乃第二次鴉片戰爭. 根據戰後簽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滿清政府於1860年把九龍割據給英國並把通商大門大大打開. 此次戰爭造成更多的破壞,中國最美的皇家園林行宮<圓明園>也在此次戰爭中焚毀於英軍手中,大量明貴古物和珍品也落入英國手中.

兩次的鴉片戰爭對民生造成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常處於雙方交戰的廣州. 然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對外開放的另四個海港城市卻在經濟上取得一定的發展,特別是上海在清末民初時已顯然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和最國際化的都市. 在南京條約前廣州一直是對外的主要政經港口,曾一度是當时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卻因長期與英衝突和百姓常受英人的欺凌,官方和民間都存著抗英的心態,造成在通商上的困難,加上戰後廣州不再壟斷對外貿易,因此在經濟上日漸衰退,比處處優待外國人的上海和香港落後許多,許多社會問題因應而生. 廣州人既嚮往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且需靠與西方的貿易維持經濟發展,同時對英國人既怕且恨,這種矛盾的對外心理直到現在還存在於華人間.

在此時,粵南同時面對人口過剩和經濟發展追不上人口增長的問題 (在1850年廣東人口已達到兩千八百萬). 這導致缺地耕種,大規模失業,游民眾多,和土匪橫行. 太平天國的戰事更加深了民間貧困的情況,這引致大量的嶺南沿海百姓流向海外尋找生存空間. 始於十九世紀中葉許多粵南貧民就被迫到外地謀生,在五邑和其他粵南地區(潮州,客家,汕頭,順德等)就有不少男丁流到香港,北美和南洋當賤價勞工. 此時的嶺南百姓一般對國家的認同感頗薄弱,反而對鄉土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初期到外謀生的中國人都會以各自的籍貫為主要的身份認同. 這可能跟廣東在中國的地理位置和在中央的政治位置都不甚被重視有關,也許也是因為中國被滿族所統治多年的緣故.

與這數個西方民主國家的粗暴接觸引來一次又一次喪權辱國的經驗,這引發了之後種種有好有壞的革新和社會運動,包括由官方主導的自強維新運動和由民間發起的義和團. 但可惜長久以來左右中國人命運的往往只是少數人的理想,私慾,洞見,和驕傲.在這關鍵時刻也不例外.

資料主要取自蒋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和蔡榮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